藝術或是建築是否可以作為一種社會抗爭手段？是否可以激發大眾對於社會議題的思考，並提供一項可能的解決之道？

在 2016年倫敦建築藝術節（London Festival of Architecture 2016）中，Tomaso Boano 和 Jonas Prišmontas 兩位建築師，透過小型快閃工作室的展示，企圖激起人們正視倫敦的社經狀況危害藝術創作的議題，並給出他們能想到的因應之道。

隨著倫敦的房屋租金與教育費用日趨升高，連帶影響了創意產業的發展，藝術家在倫敦的生存成了一個大問題。上個月才剛結束的 2016 年倫敦建築藝術節中，兩位建築師透過他們的作品身體力行，反映他們對於社會經濟與藝術創作間頡頏的觀點外，也表達了對於倫敦未來藝術創意產業的憂心。他們持續思索著十年後，倫敦是否仍然會是世界上藝術與設計的大本營。

「倫敦一直以來是個表現創意匯集的代表地，但是如今龐大的經濟壓力卻成為創意的最大敵人 ─ 唯有負擔得起高昂的教育費用與工作室租金的那一小群人，才能存活下來。然而藝術創作不該受制於固定的社經階級，每個人都應該有同等的機會去探索、實驗與創作。但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更多負擔得起的空間。」Tomaso Boano 和 Jonas Prišmontas 說。

兩人所創作的 Minima Moralia 快閃工作室，位於倫敦的 Dalston Roof Park。它的結構很簡單，僅由漆黑的鋼架支撐起房屋架構，並由可摺疊的透明壓克力板組成牆壁。而在這個工作室名稱的背後，其實有著更深刻的含義。

「Minima Moralia」這個名字源於德國著名理論家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e Adorno）一篇旨在刺激對於倫敦藝術創作「被毀壞的人生」（damaged lives）的思考文章。這間快閃工作室承繼了Minima Moralia 的沉重意涵，再次呼籲大眾思考倫敦龐大的經濟壓力對於藝術創作者的危害，同時也鼓勵藝術家們多多運用城市中廢棄的空間，例如市中心沒有用到的花園、廢棄地，讓設計師、藝術家、音樂家們能有一個負擔得起的創作空間。兩位建築師也認為，這種工作室形式是一個未來可實踐的模型，同時也可能是未來負擔得起的工作室的樣貌。

Minima Moralia 不只是一個建築設置，它更像一劑城市針灸（urban acupuncture），能有效率地將創意與生命力注入那些都市中廢棄或是未妥善利用的空間。

2016 年倫敦建築藝術節才剛落幕，Tomaso Boano 和 Jonas Prišmontas的Minima Moralia 快閃藝術工作室的計畫是否成功也還不得而知。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藝術作品仍舊肩負著藝術創作者對於社會現況的關心與思索，並提供了他們心中最適恰的答案。

 SOURCE: de zeen magazine